为了康有为与光绪皇帝顶牛,帝师翁同龢为何被率先罢免你知道吗?不知道没关系,趣历史小编告诉你。
戊戌年(1898年)十月廿一日,已回常熟老家的帝师翁同龢突然收到清廷发出的一道上谕,其中谴责他在戊戌年密保康有为,“前令其开缺回籍,实不足以蔽辜,翁同龢著革职,永不叙用,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”
如此,变法之初即已被罢回籍的翁师傅被再次追加处罚,由“罢职”改为了“革职”,而且是“永不叙用”!
翁同龢,字叔平,号松禅,咸丰六年(1856)一甲一名状元,同治、光绪两朝帝师,官至协办大学士、户部尚书,参预机务多年。
从时间线索看,翁同龢与康有为的交往曲线并不顺滑。在其日记中,翁同龢第一次提到康有为是光绪十四年(1884)十月十三日,其中称:
“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,意欲一见,拒之。”可见其对康有为颇有戒心。
同年十月廿七日,翁同龢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康有为,称国子监祭酒盛昱携康有为上书来见,欲请上递,但见其中言辞太讦直,“无益只生衅耳,决计复谢之。”
翁同龢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著作为光绪二十年(1891年),当年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来京会试,此科张謇高中状元而康梁双双落榜。
值得注意的是,翁同龢在当年五月二日日记中记道:
“看康长素《新学伪经考》,以为刘歆古文无一无伪,窜乱六经,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,真说经家一野狼也,惊诧不已。”
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之类,在晚清学界争议颇大,为主流所不容,如张之洞斥责康说为伪学、野狐禅,而翁同龢更是将之升级为“野狼禅”,并为之惊诧不已。
然而,在甲午战败后,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开始得到一定的呼应,而其发起的公车上书、反对议和、组织强学会等,均得到翁同龢的背后支持。
事实上,在戊戌年时,康有为不过是个小小的工部主事,六品小京官,可谓人微言轻。而将康有为推到光绪面前的不是别人,真是翁同龢。
当然,关于这段故事,翁同龢在日记中有意加以删削,但康有为这边的记载却清楚地证明翁同龢曾屈尊拜访,这才使本已决议出京的康有为继续留京,由此引发了变法大事。
据《新世说》中云:戊戌年时,光绪皇帝奋发自强,欲求人材。某日,其问师傅翁同龢:“卿自谓何如康长素?”翁答:“康之才胜臣百倍。”
由此,光绪皇帝决定召见康有为。但是,恭亲王奕认为这不合祖制(召见须四品官以上)而极力发对,最后才折中为总理衙门大臣集体召见康有为,然后将谈话内容上报。
戊戌年正月初三日参与接见后,翁同龢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:
“传康有为到署,高谈时局,以变法为主,立制度局、新政局、练民兵、开铁路、广借洋债数大端,狂甚。”
大概看到主流派官员对康有为的反对态度,或者因为这次接见加强了对康有为的恶感,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。
而在这一时期,光绪皇帝对康有为却越来越重视,后者呈递了第六次上皇帝书(即《应诏统筹全局折》),还送了两本变法参考书:《日本变政考》和《俄彼得变政记》。
三月上旬,光绪将这两本书转给慈禧太后“慈览”,以争取老太后的支持。同时,光绪又令翁同龢再让康有为进书。然而,翁同龢这次却拒绝了光绪的指示。
在当年四月初七日的日记中,翁同龢做如下记载:
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,令再写一份递进,臣对与康不往来。上问何也?对以此人居心叵测。曰:“前此何以不说?”对:“臣近见其《孔子改制考》始知之”。
再看四月初八日日记:“上又问康书,臣对如昨。上发怒诘责,臣对传总署令进。上不允,必欲臣诣张荫桓传之。臣曰:“张某日日进见,何不面谕。”上仍不允,退而传知张,张正在园寓也。
两则日记的大意是,翁同龢之前向光绪引介了康有为,但这时却说与康有为并不往来。光绪惊问其故,翁说康居心叵测。
光绪质问其此前为何不说,翁称:近日见了康有为的《孔子改制考》才知道。托古改制,京中士人皆鄙之。
次日,光绪不依不饶,仍问翁老师要康有为的书。翁夫子的犟脾气上来,说这事让总理衙门办。
光绪便翁师傅转告张荫桓,让张来转呈,而翁夫子仍旧抵制,说张荫恒天天进见,您可以自己跟他说,但光绪坚持要翁同龢转呈,翁无奈只好答应。
翁同龢为何会对康有为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?或许,除了学术上、政见上和个人观感上,翁同龢都认识到康有为这个人有问题罢?
或许,在翁师傅看来,康有为引己以自重如此汲汲于声名,不过是想借以攀爬到更高的平台上去猎获更多的荣华富贵罢?
台湾学者高阳为翁同龢作传时,曾对翁同龢与康有为的关系做如下评判:
“康有为志大言夸,惯于攘夺和作伪,公然欺世,毫不惭汗。其屡屡言及翁同龢如何如何赏识他,只不过是虚构故事,谬托知己。
……且以康有为之言行而论,与翁同龢忠厚和平、谨守世俗礼法、不喜与人忤的本性,如水与火之不能相容,故可断言:翁同龢绝不会欣赏康有为。”
然而,这一切都已经晚了。翁同龢与光绪皇帝这位教了二十多年的弟子顶牛的结果了,却是自己出局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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